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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为在《现代性的性别》第三章 想象的快感：消费的情色和审美 中「消费主义与女性欲望」等讨论与分析的基础下进行的观点评述与延伸。
他者化与女性 女性，长久地被束缚为社会文化构建的他者，是由男性定义出的第二性。
假如说女性主义理论是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批判解释，那么波伏娃所提出的「女性为第二性」则是基石。女性地位的失落，女性长久地被父权制视为「更附属的」，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一直以「非男性」的他者被理解而女性主体意识被归类为非本质导致的。女性与他者化的关系是彼此缺失又相互联动的，想要清楚为何他者化如何重要就要先理解遵守父权性别二元制的男性在主体建立与他者化中担任的独特角色。在拉康的逻辑中，主体是一个无，主体的建立与承认比起理解为直接地对「什么是我」的找寻，不如说是按「我所不是的方式即为他」的逻辑进行的不断排除。[1] 在此语境中，人自然而然地会去他者化一切出现在了自己眼前的「他者」，因为这是主体确立的必然进程。同理男性对女性的他者化是男性确立自身主体性过程中必然实施的。 男性从自我出发，因主体拒绝充盈的空缺而迫切需求他者化的设问，这悖论状态正是主体被构造的动力源。「我是谁？」的提问被发出后，答案只能从他人命名与「我不是谁」的区分中理解，自我只有通过他者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自我是他者的映像，但使我成为主体的，是我的问题。自我的确立需不断地设问。[2] 他者化女性契合父权制的利益，是他者化使得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建构下被成功「贬值」。关根英二《他者的消失》：「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归人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之中，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无论是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 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他者化他人并不必然导致如父权制中性别二元的主客绝对划分，因为他性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可在男女之间，为何男性会被视作唯一的本质得以确立？为何女性不能以他者的意识回敬男性以相同的对待？ 拉康式的主体皆是在被塑造、呼唤与反复引用后书写出来的，主体都是通过别人的言说来承担起他的历史的。性别主体的符号化某种程度上对所有人都应该是普适的，但男女性性别实际操演时依然存在差异。这差异进一步使得女性被动地规定为一个确切的由他人定义的范围。女性被划分在他者的领域内，一直被观赏，性是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操演，女性在其中只不过是被动承受且逐渐被快感支配罢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3] (p21) 女人，直到女性主义开始真正以组织活动出现前，几乎不说「我们」，而是以「女人」进行自称。女性可能被幻化会一切能唤起男性性欲望的符号，就像能唤起巴甫洛夫的狗的铃声。厌女就是男性对自身欲望可能被女性—这一低劣他者满足的事实的厌恶，侮辱女性为贱妇，也是男性对由自己定义与奉承的「快感统治」中「女性迫切需要男性」的不屑。女性无论是先天的还是转变的，都被迫地服从或接受了物品女人或符号女人的规范，都可能面对缺失，都与男性主体确立的方式存在着极大差异，这差异与女性本质的无法返回互为因果。 这差异是：
当男性确立主体时依靠定义他人与他我投射理解自我时，女性则是已经被先由的他者化后，理解并接受了「男性的反面」，确立了自我，女性本身去寻找他者的过程是缺失的。 他者的意义体现在他者的消失，从来不存在什么他者和自我，而是只有自我本身。「我是以成为不存在者而成为主体的。」[4] 男性作为主体是不需要被性别化的，因为性别化不过是主体为了区分自我与他人时提出的概念，「性别」一直都是女性的，男性不是以「男性」而是以普遍的对人的形式参与进话语体系的。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到类似观点：「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出大写的我，如果她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的话——完整的主体即是没有被性别化的，是普遍而完整的。」[5](p.385) 女性的主体化建构是高度被动的，是缺失了前端自身质问抛出、排除非我并接收他者化这一进程的，这进而也极大影响了女性欲望的表达。极其擅长描写女性的男性作家都是沉醉于他们对女性的他者化的，这里面大概有一种自恋性的着迷于自身附加在女性的意义的情结。女性是家园，是复古的，女性是未被劳动异化的，母亲会拥抱自己，握着她圆润的胸部给自己喂奶，女性是自然。女性代表着过去，救赎性的母性身体构成了非历史的他者 (the ahistorical other) [1]及历史的他者 (the other of history) [2]。[6](p.136) 女性的身体一方面被降格为性欲的对象一方面也被回避，女性是「极好」也「极坏」的，女性的符号意义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或被作为或作为邪恶的诱惑者被拘禁，或作为虔诚、贞洁的玛利亚被赞美。因为女性等于排除掉后的男性，又是男性投射与藏匿的部分「他我」。 
男性对女性所进行的他者化，不仅使女性主体性缺失，还使女性在欲望实践中碰壁。 这依然是建立在拉康所认为的主体寻找他者为欲望必然的语境之上的。他者化中对客体的自恋式的认同，是表达中情欲投注 (the erotic cathexis)的关键。[7] 弗洛伊德将欲望分为成为和拥有的欲望，母亲和父亲是最早的欲望客体，男童女童在自我性别认知的过程中都要进行取舍，若男性是失去了母亲作为一个欲望客体，则男性或通过与她认同内化的丧失、或置换他的异性恋感情，实现了与父亲情感联系的强化和自身男性特质的巩固。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欲望表达与个体身份认知本身都充斥着抽离，客体，转移与投注。 人的天性要通过自我客体化来释放。于是，女性在创造客体文化上通常效果不佳，因为这种文化与她们独有而特殊的生活相抵触。[6](p.153)
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
欲望表达需要他者化，他者化的过程正是「情欲投注」中抽离主体转移至客体进行的自恋性过程，是表达自身欲望的过程，是为自己寻找主体性之外可释放的承载地的过程，也包括将自我意识的欲望与对象都看作独立的过程。欲望不单把对象仅仅当作享受对象，而是当作和自己一样的独立自我意识并与之统一。它[自我意识] 把自身理解为这个个别的、自为存在着的本质，但这个目的的实现本身就是这个目的的扬弃；因为自我意识自己成为了对象，这对象不是作为这个个别的自我意识，而欲望等满足所带来的自身确定性都需要依靠扬弃这部分他者，而他者首先需要被自我意识或情欲投注等创造出来后才谈得上扬弃。[8] 女性为何在现代性中长长久久地处于一个「未分化「的状态？因为女性无疑，在表达欲望的操演中明显的更为无所事从，女性欲望表达缺乏他者化能力的掌握。女性被赋予为复古本身，这导致女性难以创造客体文化，也难以去进行欲望投射——因为她们本身就是由男性欲望投射后形成的。女性的欲望表达是缺乏为他者的「假性自我」的。父权制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处境的，她作为整体的人该是一种自主的自由，却在逼迫下接受了他者的规训，顺从地在他人划分的区域内展露自己、进行自我选择。她是被折断翅膀后自然无法飞出卧室的蝴蝶，被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波伏娃所说的女人的悲剧，总是来自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间的冲突。[3](p.44) 构成非本质的处境是被单方面地他者化，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基本要求是人进行欲望表达必然需要与发展的超越性，它们一起构成了女性自我的矛盾。 
但是，女性没有进行过任何他者化实践，在任何操演中展现出任何「他者化」能力吗？其实不然。女性依靠有偿劳动和参与市场获得了极大的主体确立性，不在以延续与抚育的本原肉体存在，女性也可以创造，可以脱离内在性而获得动态发展的自身面貌。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与私有制的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一次灾难使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使女人受到财产的奴役；但是，工业革命是对这种失势的补偿，将导致女性的解放。他写道：「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9] 诚然，废除资本，工人阶级与妇女命运解放是彼此相关的，但女性受到的压迫是无法与私有制的终结共同结束的。因为性别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性别本身存在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波伏娃也在《第二性》中进行了对恩格斯该观点更加详细的论述。在恩格斯的理论中，女性地位的失落最大程度由女人体力的弱点在青铜工具和铁工具中的关系中展现出而变成的具体劣势导致，但实际上仅仅是体力差异导致的可能形成的性别劳动分工并不必然使得女性沦为更低等的性别。在此处波伏娃也再次强调了「他者」，说到「如果在人的意识中没有他者的原始范畴，以及统治他者的原始愿望，那么发明青铜器就不会带来对妇女的压迫。」[3] (p.173)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压迫在某些方面与阶级的分化十分相似，但在阶级分化中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基础；在劳动中，奴隶意识到自身与主人的差别；无产者总是在反抗自身状况，重新成为本质，对剥削者构成一种威胁；其追求的是作为阶级消失。而女性并不会作为性别自我消失，她仅仅要求取消某些性别特殊化的后果。[3] (p.174) 但是参与劳动当然能够使得女性极大程度上的确立主体性，但这个过程会极其缓慢。因为女人的劣势不仅在于工具和生产力的深刻变革，这单纯的劣势是不足以解释女性忍受的压迫的。对她来说不利的是，对于男工来说她没有成为一个劳动伙伴。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如此困难、受到被视作二等劳动力的歧视、被认为参与劳动的动机为无必要的、单独面对生产与劳动的矛盾，绝不是因为女性体力低，而是因为「女性被排除出人类的共在，她不被他的工作和思考方式所接纳，她受到生命秘密的控制，她不被男性承认为同类，她在他眼中持续保留着他者的维度，甚至是自己也忘记了他者，女人就成为了被压迫者。」[3] (p.216) 如此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他者化本身作为一个殖民意味重的负面词汇，对于女性本身解放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者化的能力赋予比起劳动，可能是消费带来了显著推进。 
Barbara Kruger: I shop thereforelam, 1987 随着经济和资本的发展，消费不断演变至消费文化，再到消费主义。传统经济学较多地把消费视为对物品的消耗 、耗尽 、用光 ，并总是与人的「基本需要」密切联系。[10] 在此概念的消费更多的是指代一种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和供需双方的互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指出，消费 (Consume) 一词可追溯至14世纪，意同挥霍、用尽；而在16世纪出现的「消费者」 (consumer) 一词，也有相似的负面意思。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消费者」已转化成中性词，用来指涉相对于「生产者」 (producer) 的抽象实体。而到了20世纪，这种抽象的用法进入日常的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日常用语，且具有支配性的意涵。[11]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后，消费具有了指涉过度购买行为的意义。文中能够起到他者化实践的消费也是基于本概念进行的，过度的，高欲望的，可能造成损伤的。女性靠消费毁灭男性是一个吊诡又惯常的母题。妻子每购入一条蕾丝，丈夫就离破产更近一步，这种看似绝对受诱和「两败俱伤」的反抗与反控制方式，实际上在某种语境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意想不到的对女性的解放。消费本身具有文化的功能，通过消费可以区隔阶级、性别、年龄、职业；通过消费自我意识和人的内在性格从他人中脱颖而出。从文化研究的观点看，消费本质是文化的，是文化赋予了消费物品以意义，并使得消费超越了「使用价值消费」的经济学视角。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意识的对象。[12] 人类把自己的消费也从纯粹的生物性中提升出来，形成了消费文化。而消费主义则是现代消费文化的特定表现，它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人生价值，甚至形成当下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没有通向安全和满足，而是越来越大的困惑与焦虑，传统的节俭活、价值观和美德也逐渐消失殆尽。在消费主义的消费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对消费欲望的追逐之中，购物演变为一种上瘾行为。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中的话语的诱惑力量是极为关键的。消费者似乎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但同时也被抛入了不确定的、碎片化的生活中，实际上话语的权力——广告、宣传、诱惑，把消费者的自由缩减到了最小的程度。消费主义也因此展现出的话语诱惑力和商品对消费者的统治受到了许多批判，认为消费者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应该抵制欲望的诱惑，不去贪婪地消费，摆脱广告语言的机械化统治。[13] 本文并不打算对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更隐蔽束缚性进行反驳。 芮塔·菲尔斯基在《现代性的性别》第三章：想象的快感：消费的情色和审美，论述了消费与女性欲望表达的相似性和消费本身对于女性而言所承载的，极其深刻的「他者化」能力，并指出消费对于女性欲望解放的深刻意义。这样的观点蕴含着深意，同时我也惊奇地发现。主体的确立和欲望表达，需要与他者化的同时进行。而消费主义文化，体现出了女性在欲望表达中操演他者化的强大辅助力，甚至进而为女性确立主体完善了具备他性的必要。因此本文，将着重以消费文化是如何使女性主动与他者和他者化建立联系，而这样的实践又是如何实际地利于女性进行主体确立和欲望投注等进行展开分析。 消费文化的出现，促成了女性新的主体形式的塑造，女人私密的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被商品的公共再现及这些再现所承诺的满足感所影响。
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女性在消费文化中的体现出了并不直接就是主体性，而是显著的创造客体的能力，通过消费，女性将内化进自身的客体化转移至商品，实现了一次，可类比于男性对女性进行的，他者化实践。这他者化实践进而对女性主体确立与欲望表达都带来了非凡的意义。消费主义文化，与现代性的女性特质是紧密联系的。罗莎琳德·威廉姆斯 (Rosalind Williams) 认为：「消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而对消费概念的贬义色彩也很大程度地来自于女性对身体需求的屈从。」[14] 对消费主义展开的批判性讨论也大部分来自清教主义和禁欲主义视角下的对「真实需求」 (real needs) 的定义，对父权制建构与商品消费所具有的「操控性」的强调和认可。[15] 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构建的现代女性气质中，女人被描述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女性在父权制中的角色与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中则是类似的，因为女性与消费者都体现出了极大的「受诱」的被动性。商品作为看似被动的一方却在消费主义论调中控制了人的意识，女性作为父权制中的弱者在厌女文化中也被看作是时刻妄想着独占男性的罪恶而被警惕与压制着。当女性进一步地为被不仅是来自男人更来自商品消费的欲望掌控而进一步加强「客体化」的软弱状态时，男性则可能被女性所占据的「百货大楼」隔绝、被第一次地置于某种来自自身却可能失控的欲望而「女性化」。因此人们通过消费等所获得的快感可能被视为一种「现代病症候」，是受到体制化的父权制操纵的结果。但是芮塔·菲尔斯基也提出了更为反转的观点，女性与消费者两个符号依靠其相似性彼此连结时可能利于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解放。进一步提到「近年来，一些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拒绝这种操纵论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可能存在积极的协商和意义的再语境化。换而言之，消费主义文化可能并不是完全有害而无益的，且有可能相反地消减了父权制体系。」[6](p.221) 具体消减在哪里？ 
首先，消费使女性除了战争时期外最大范围地参与公领域——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可能是一个最具有独特女性特征的公共空间。它是社会进步的含混象征，是性与资本重合交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核心。百货商店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最不可能被男性占有与参加的，从私人领域延伸出来的公共领域。左拉把百货商店称作为 "The Ladies 'Paradise' "，「在这里消费主义的诱惑点燃了女人的欲望，女性在兽性冲动的驱使下，就可能去狂暴地主宰男人。成群的女顾客涌进商店，就像一群复仇女神，或一群入侵的蝗虫，她们掠夺商品，迫使筋疲力尽的男店员们服从她们的每个突发奇想。女性席卷了百货商店，像入侵了一个国家一样，在货物堆里安营扎寨。嘈杂声震耳欲聋，推销员们一败涂地，完全沦为这些女独裁者言听计从的奴隶。」[16] 百货商店是公共空间女性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许多男人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格格不入，男性气质被女性激情包围和弱化，可能颠覆而非鼓励了两性之间曾经的正当关系。百货商店不同于卧室、后厨，它是真正参与了资本与脱离了非生产劳动的被认可的公共空间。女性在这里贪婪又色情的凝视商品，热烈地触摸着最新的毛毯。夫人由于抵抗不了商店的诱惑，肆无忌惮地挥霍丈夫微薄的收入，购买越来越多的女性奢侈品。丈夫为人软弱无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慢慢地把他推上破产之路。消费文化深入私人领域并打破了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17]，鼓励女人无视她们的丈夫、传统的道德和宗教的权威性，放纵她们的欲望。因此，消费文化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男性零售、经理和营销达人组成的男性同盟通过利用女性消费者的顺从以获取利益的活动，否则也无法解释为何许多男性会对女性的消费欲望与消费文化感到如此忧心忡忡。 
Marilyn Diptych, 1962 芮塔·菲尔斯基对此提出了消费与情色的合体，百货商店是新型模拟了资本与性的场所。其中的论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消费快感与性快感的相似性，女性消费者与现代男性化色情象征的相似性，被消费商品与被情色消费女性的相似性，以及在随着消费文化逐渐发展后衍生出的偷窃癖等现代病症与性疾病的相似性。从等待新品上架的期待，百货商店门开后女性消费者们的瞬间涌入，对商品进行的争夺与最后购买完成的占有。女性消费群体们面色潮红，心跳加快，从对商品的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与揭发中感受到了快感。「游荡者」是城市公共空间里自由活动的男性化象征，那么百货商店就是「游荡者」最不常去的地方，因为在这个空间女性以相似的方式漫步，观察和凝视。[6] (p.243) 这凝视是女性与商品间偷窥和更亲密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复杂地混杂了主动的欲望和物品对女性的成功诱惑。女性以妓女的身份被情色消费，物品女人 (women-as-object) 是长期处于一种性权力与性统治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的。百货商店是关乎感官体验与欲望的商业化，与此相伴出现的盗窃癖 (kleptomania) ，一种不可控地带有类似「性伤感」的女性化现代性病症[6](p.283)，这个惊人的例子也说明，在消费文化的内核中存在与性有关的疾病。消费经济的购买逻辑鼓励人们将情感和情色投入商品中，但它吸引着情欲投注的目的，实际是为了加强商品的救赎性。因此，尽管女性购买中的欲望来自情感和身体的需要，对市场营销传播的虚幻承诺和迷人形象似乎毫无招架之力，自我陶醉和自我放纵，但实际上并不属于真实的力比多（性）欲望空间，而是一种对原始性快感所进行的模仿衍生。女性的非本质与对主体间性距离感的缺失使她们具备了含混色情与美学对倾向，也因此更容易地接受了商品文化中的间接形象，进而赋予其性的意义。 
The Living Dead Girl(1982) / dir Jean Rollin
消费文化中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都导致了女性公共领域最大程度地展现，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联系使女性极其显著地更加受到消费的吸引？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存在着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女性容易情绪化，具有被动性，缺乏主见，这些特点使得她们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理想对象，而社会以享乐的商业化为前提，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无孔不入。「受诱」是消费文化中最常出现的字眼，它代表着人们对消费主义与被动性、享乐和共谋的混合，女性在消费中的主体是去中心的，是无法控制自己欲望的。这是一种将女性描述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的反乌托邦观念式的看法，本文并不会针对此进行深入的展开，因为对于消费主义的定性显然不在本文讨论中心内，但能够确定的是，女性拥有与消费显著和独特的连结。商品与女性是相似的，因为女性对商品的欲望暗含性与物化他人等曾经独属男性的文化的意义，消费使女性获得一种不再是模仿或想象缺失「阳根「的欲望表达方式。 
消费使女性寻得了一种破坏性的「吞噬式」的欲望消解途径，从而进一步地使女性以商品作为自身的「下家」、获得了「男性化」的操控与他者化的特质。 玛丽·安·多恩 (Marie Ann Doane) ：「女人的客体化，她们对拜物、展示、盈亏、剩余价值生产的易感性，都让她们与商品形态相似。」[18] 在异性恋关系中，女人常被物化，女性的性质与物体是极其相似的，生育机器，坐便器，物化性的羞辱词汇如此之多，正是因为父权制成功建立了一个由男性定义划分区间的话语体系，而这体系中女性最大特质就在于其鲜明的物品属性。在男性建立的同性联盟之中需要依靠一种交换物—女性进行互相之间的连结与和平交流，在男性确立自身为主体的过程中，需要有「故乡」的存在追忆与逃离，需要有物体以欲望承载地的身份接受他们主体自恋情结的幻化。婚姻届是对女性子宫的所有证明，就像商品消费后需要拆掉的吊牌，拆掉了就是你的了，一概述不退换。女性与商品是相似的，商品的物品属性也显然更加纯粹，而商品也具有更加强大的「引诱」人投射欲望的能力，就像有一条欲望的回路是从男人流向女人后，终于又可以从女人流向商品一样。商品吸引了女人，唤醒了女人他者化的能力。 男性在消费文化中则为体现出这些类似的特质。一是他们本身就是完整的，消费主义的诱惑是单纯的诱惑，男性并不缺少他者也绝不是欲望投射实践的新手，消费主义对于男性的吸引力是天然弱于女性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无数吸引着自我去投射、物化或赋予独立意识后并占为己有的又一欲望表达方式罢了。同时，消费主义随着愈发盛行的商品化带来了非常有趣的阉割效应，男人会因消费文化的存在而感到自己变得女性化。因为女性在消费过程中展现出了与男性对女性实施的物化同等的实践能力，而这曾经是男性所独有的。同时「受诱而控制无能」正是父权制中将女性定位性地位低劣的重要原因，因此消费主义率先显现的巨大「控制性」更可能被男性察觉和感到焦虑。男性从未也不允许自身权威的被动摇和「女性化」，因此男性厌恶这可能带来威胁的恐惧的消费。「受诱而反过来掌控诱惑，定义为何被诱惑」是父权制中男性为和能够占据性更高地位的重要原因，而男性的「反过来掌控诱惑」的实践本来也就很大程度上的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性质的「男性不需要女性而女性离不开自身」的快感统治罢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女性在消费文化中也感受到自身的「男性化」和对商品的「他者化」，也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与自然而然的事情。 女性并不是不能进行其他的情欲实践，而是女性在商品消费中所进行的此欲望表达往往是最合法也最不被他人所担忧的。无论是妓女还是荡妇，这类女性性成瘾者类意向是绝对被父权制所压制的，但消费的欲望是隐晦的。 法语中「消费」这个词，即consommation，包含了经济消费和色情消费双重含义。[19] 可以看出，该词对「吞噬」和「合并」的这种指涉，也明显表达了对毫无节制的女性性欲的不安。」《现代性的性别》中分析了左拉的《娜娜》这一文学作品。这里的娜娜作为一位剧院里的妓女，最大程度的契合了消费与性，商品与女性的融合意向。她的身体就像百货商店，她把自己私领域的身体开放至公领域。各个阶层的男人们在她体内混合，她处于金钱关系的中心，她是情色欲望与社会堕落的紧密结合本身。娜娜被消费，但她却体现出了极大的消费者特质，包括她对金钱的挥霍与性欲的放纵。左拉对女主人公无限欲望的描写，也体现了女人购物消费激情的倾略性。娜娜作为妓女，比起色情，更为关键的是其具备的唤起男性恐惧的能力。消耗，破坏和浪费，否定物质和死亡的过程，娜娜引起始终的是负面联想。她是一个食男人者，男人情色消费她，她则像食人族那样吞噬消耗和摧毁那些想要她的男人。娜娜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将女性依靠消费在父权制社会毁掉男性前程母题推到最大的结果。令男人感到不安的是娜娜的欲望并没有对象，娜娜对性不屑，对金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得到了后再消耗出去。她蔑视金钱与性，同时蔑视着以传统男性权威观为基础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她置身于快感统治之外，她的存在体现了潜意识里想要阉割和摧毁男人的欲望，而男人面对娜娜时会发现曾经支撑着他们客体化女性的前提的根本崩塌，唤起一阵强烈的恐惧感。 吞噬，消耗，吃掉它。成为了女性欲望的独特表达。通过消费，女性成功的将主体内的部分欲望客体化投注了出去，通过商品更强大的物品属性，女性无意间实现了他者化的实践获得了他者化与欲望相结合的能力。吞噬是独特的，因为在前对女性欲望的叙述往往都只不过是对男性欲望表达的模仿。最简单的类比是从人们知道「插入式性交」还可以根据主体的不同而在被称呼为「纳入式性交」。无论是弗洛伊德的女性是被阉割了男性，女性的欲望来自于对阳具的羡慕；还是拉康认为女性的位置就是「缺乏」，女性欲望一直存在着一种「非真实性」。拉康写道： 让我们这么说，这些关系将围绕着一种作为 (a being) 及一种拥有 (a having) 展开，因为它们指涉一个能指一阳具，因此有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在那个能指里暂时赋予主体一种真实，另一方面又使得被意指的那些关系虚化。[20]
在异性恋的欲望关系中，男性是「拥有阳具」的身份，女性则是「作为阳具」的身份。女性的欲望表达都是模仿和虚伪的。[5](p.198) 伊里格瑞评价：「伪装……是女人做的事…为的是参与男人的欲望，但代价是放弃她自己的欲望。」而消费文化中，却显现出极大的女性欲望真实操演性，实现了一种揭穿阳具经济结构里受到抑制的女性欲望的伪装，带来了极大程度上的对女性独特欲望表达能力的唤醒。 
最后，女性消费者的各种意义含混不清，父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结果是玉石俱焚的「自杀式复仇」也好，消费文化都在女性他者化与进行欲望主体客体区分、找寻和投射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正面效用。但当然，本文进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倚靠「他者化」和「自恋情感投注」这一高欲望的视角。因此，论述不应该完全地套用于消费主义所切实存在的其他道德争端。消费文化让各种不同的欲望形式转换为一种购买更多商品的迫切之事，而现代性消费文化也确实带来了新的且更加隐晦的社会控制网络。鲍曼认为彼埃尔·布尔迪厄对消费社会统治模式的分析最为深刻：「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21] 女性只有具备一定甚至较高的消费能力时才可能真正从消费文化中获得他者化体验。并且消费文化无论如何都未曾消减的极大「诱惑性」也使得消费文化对于女性实施的作用是随机的，就连女性在消费中展现出的主体性与欲望投射实践也依然是「随机」的结果。因此，消费主义文化绝对不可能被视作是女性破除父权制的坚实武器，也不应该被推广至各种情况。 但与此同时有一点同样足以确定，消费对某些欲望型女性气质的传统束缚进行了松绑，并在女性寻找客体，他者化「他者」的欲望实践中承担了意义深刻的角色。当女性踏出私领域来到消费的场所时，女性看见了现出身份的他者，欲望投射的能力被唤醒了，与以自我欲望为中心展开的实践操演开始了。/ 参考文献： [1] Jacques Lacan.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A].Ecrits:A Sellection[C].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W.W.Norton,2002p.54 [2] Jacques Lacan.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Dialectic of Desire [A].Ecrits:A Sellection [C].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W.W.Norton,2002 p.287 [3]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 [4] Lacan, Ecrits, p.611. [5]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6] 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 [7] 弗洛伊德著，《自我与超我（自我理想）》（“The Ego and the Super-Ego (Ego-Ideal)”），收录于《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琼·里维埃尔译，詹姆斯·斯特拉契编，纽约：诺顿出版社，1960年，原出版于1923年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116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10] 厉以宁．《消费经济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 Keywords, Fontana Communications Series, London, Collins, 1976.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马克思 (200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3] 穆宝清. 后现代社会与消费主义——鲍曼对消费文化 “综合症” 的一种解读[J]. 齐鲁学刊, 2013 (5): 76-80. [14] Williams，Dream Worlds，p．308 [15] 尤当参见，Mica Nava，“Consumer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及“Consumerism Reconsidered：Buying and Power，”in Nava，Changing Cultures：Feminism，Youth，and Consumerism（London：Sage，1992）． [16] Zola, The Ladies ‘Paradise [17] Wilson，Adorned in Dreams，p．150 [18] Mary Ann Doane，The Desire to Desire：The Woman's Film of the 1940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22． [19] 有关英语中“消费”的词源，参见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Fontana，1983），有关法语中“消费”的词源，参见Rosalind Williams，Dream Worlds，pp．5-7． [20] 雅克·拉康，《阳具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Phallus”），收录于《女性性欲：雅克·拉康与弗洛伊德学派》（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dienne），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主编，杰奎琳·罗斯译，纽约，诺顿出版社，1985年，页83—85。 [21] 齐格蒙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223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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